映象新闻

[1]近年来随着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信访法治化改革这一关乎国家转型政治秩序的历史难题，重新被推至政策议程的风口浪尖。

注释: [1]关于信访研究的跨学科综述可见，冯仕政：《老问题、新视野：信访研究回顾与再出发》，载《学海》2016年第2期。[54]作为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制度工具，信访制度长期以来是属于群众工作方法的核心机制之一，加强和人民的联系是信访制度的首要功能，[55]然而(基于群众路线的)政治原则是高于(基于行政程序的)法治原则的，信访渠道的经济性、便利性、权威性反而在司法制度之上，[56]如何处理信访改革进程中法治主义建构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内在张力，将最终决定信访法治化改革所能探及的边界与深度。

[33]对此，《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少量修补，[34]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内错裂格局仍然延续，中国行政诉讼的这种结构性缺陷使得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这也让行政诉讼在各类救济机制的横向对比中缺乏充足的竞争优势。必须正视的是，信访法治化改革更多围绕冲突化解与权利救济这类西方法治话语展开，但信访体系背后群众路线的红色基因才是解读这一独特制度的关键密码。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尽管附带性审查的诉讼请求大幅增加，但由于存在诸多程序与要件限制，规范性文件真正进入附带审查程序的案件数量并不多见，且象征意义也远大于实际效果，远远无法满足公众对于地方公共政策调整的制度需求。[80]但与此同时，基层信访作为一种群众工作机制，在科层系统尚不成熟的前提下，以较小的制度成本尽可能地维护了基层政权稳定。因此，相对于法治化基础较高的城市地区，信访法治化改革的触及广度及其强度高低，将对广大乡村区域的政治生态产生极为复杂的影响。

[74]马原：《基层维稳实践中的规范化形态与非正式治理——以信访维稳救济基金为例》，载《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6期。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农村纠纷属于制度转轨期的历史遗留难题，譬如集体土地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根源在于集体产权自身构造的模糊性，这些制度不确定性引发的纠纷缺乏诉讼等法定救济的斡旋空间，更多是需要借助乡村调解、行政信访模式予以权宜性处理。结语 任甲玉诉百度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对被遗忘权在我国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

1995年10月24日，欧盟制定了《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Directive 95/46/EC)》。再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实质上契合互补相互制衡。[15] 四、我国被遗忘权证成的理论基础 (一)我国被遗忘权法律构建的正当性 首先，被遗忘权能够减免当事人负面的社会评价。【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法学会自选课题《比较法视野下的数据删除权研究》(CLS?2017? D82)、山东省法学会自选课题《被遗忘权研究》(SLS?2017? C30)和2018年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大数据时代数据删除权研究》(YJSCX2018-005HLJU)的研究成果。

数据保护机构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授权给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由其直接监管入驻平台的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的行为，构筑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行业监管，起到像欧盟那样良好的信息审查和监督机制的作用。当下研究都是关注网络中的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而对于报纸、公告甚至档案等纸质媒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未能涉及，这也有待今后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而表达权恰好相反，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其价值取向在于保护权利人的表达自由，其核心在于保障公众的言论自由。数据行业协会通过代表大多数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利益，以行规行律对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监督约束，但又助力其发展。与先前草案相比，GDPR法案中第17条最终变成了删除权(被遗忘权)即right to erasure(‘ right to be forgotten)，与2012年GDPR草案版的被遗忘和删除权和2014年GDPR草案修订版删除权名称都不同。【摘要】 2018年5月生效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被遗忘权和删除权视作同一民事权利规定在同一法律规范中。

因此，信息主体要求移除其不欲继续公开之信息以实现不说的权利，是否抵触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恐怕尚有疑义。张建文教授认可法院作出的被遗忘权保护路径选择，但认为在被遗忘权保护问题的操作方法上，应当运用比例原则构建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利益正当性与保护必要性标准[12]。国家高度重视诚信社会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信用监管，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根据规定，失信被执行人被录入名单库后其相关个人信息会通过包括网络等各种方式公布于众。

《公司法》该规定的理念在于，法律选择遗忘这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堪往事，赋予其再次轻装上阵叱咤职场的权利。[26]参见张建文：《俄罗斯被遗忘权立法的意图、架构与特点》，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起源并适用于公法领域，在私法领域的适用及展开需要研究。(四)信息持有人为履行国家法定义务，或为行使被赋予的公权力的。

在此背景下，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三)学校、科研机构等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合法实施的行为。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相信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会得到更加妥适地平衡，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立法困境也会逐步得到缓解甚至克服。其二，与被遗忘权不同，言论自由更有可能侵害个人。[14]第四项：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该法第12条规定，欧盟各国应当保证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作出适当修改、删除或更正不准确、不完整的个人数据。

而被遗忘权与狭义删除权有本质区别。笔者认为该条款完全可以视为被遗忘权的中国版。

俄罗斯更是总统签署了被称之为被遗忘权法的第264号联邦法律，该法案已于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如此，俄罗斯实体法上存在着民法典意义和信息法意义上的被遗忘权，程序法上存在着民事诉讼法典意义上的被遗忘权，三者明确分工，配合恰当，共同保障信息主体被遗忘权的实现。保护被遗忘权并不一定对表达自由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对言论自由是一种制衡，或者说对表达自由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被遗忘权保护标准的设定，应注重维护信息保护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

美国加州在2013年通过了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被遗忘权保护法案，即橡皮擦法案。(二)被遗忘权与表达权：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 被遗忘权的价值取向在于数据主体有权要求删除相关数据，取得被公众遗忘的权利。

[20]参见Robert Kirk Walk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64 Hastings L. J.2012， p257， p262. [21]翟相娟：《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之兼容与平衡》，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而在我国，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并不完善，且常常让位于公共利益。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和任甲玉诉百度案作为有关被遗忘权纠纷的典型案例，案情高度雷同，但两案的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有必要对两案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其后要求删除个人信息是基于信息的不再相关、过时性或者与收集处理信息目的没有必要，防止信息可能致其负面评价，其目的是维护人格尊严、自由和公平。

最后，被遗忘权的确立合乎个人信息保护的世界法律实践潮流。而违反双方约定收集、利用其个人信息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支付违约金、损害赔偿、继续履行和其他补救措施，删除应该属于其他补救措施中的一种方式。

二、被遗忘权溯源 (一)被遗忘权在欧盟的演变与实现 被遗忘权的立法雏形最早出现在欧盟。删除权(被遗忘权)在欧洲立法上正式确立。

因此，我们必须在人权保护意义上理解被遗忘权的立法目的和宗旨。此外，法律应当加强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特别保护。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欧盟之所以设立被遗忘权制度，在于用法律手段实现维护本地区信息主权的目的。[27]一是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三是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而任甲玉诉百度案中则向百度公司提出请求删除其原在陶氏教育集团供职的信息。

但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限有限制，期间届满后，被执行人的相关失信信息应该被删除。信息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有权要求其及时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一)存在非法收集、使用信息的行为。

日本地方法院也支持了某日本本国人要求日本谷歌公司删除若干链接的案件，因为这些信息暗示该日本人与某犯罪组织存在联络[25]。(二)个人信息属于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信息，但使用该信息侵害该自然人重大利益或者自然人明确拒绝他人使用的除外。

根据个人信息对当事人社会评价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不影响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但在诉讼结果上，却出现了同案不同判，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对被遗忘权追踪溯源。